外资医院在中国的困境

仅仅敞开大门还不够必须有配套措施

廖新波介绍说，2003年以来，国家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陆续签订了关于开展更紧密经贸合作(CEPA)的协议及系列补充协议，将广东作为先行先试区，给予多项外资办医优惠政策，并将审批权下放至广东省卫生行政部门。不仅如此，广东对外资外医的环境较宽松，很早就有文件支持：不论医疗机构大小，不论投资金额多少，广东都欢迎，并给予税收、土地等多项优惠。但是，十多年过去了，外资医院在广东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依然没有形成气候。

截至2014年10月31日，在广东省已领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中外合资、外资独资医疗机构(包括医院、门诊部、诊所、医学检验所等)共30家，其中19家已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正式开业，而这19家医疗机构中只有一家是独资(港资)。

廖新波说，2014年7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商务部联合下发《通知》，表明中国对外资独资办医敞开大门。但实际上，外资独资办医所涉及的远远不止发布《通知》的这两个部门，它还会涉及金融、土地、保险等部门，仍需要多部门进一步理顺关系与责任，完善配套政策。

比如，外资进入中国建立大型医院，必然要购置大型医疗设备，但根据现行政策，只有在取得《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后才能购置大型医用设备。可是，购置设备需层层报批，审批的时间并不短。此外，《通知》在医保、人事制度等方面还缺乏细则。目前，医师自由执业和多点执业尚未全面铺开，这将导致产生缺乏医生等一系列影响外资独资医疗机构生存、发展问题。

廖新波说，虽然中国对外资办医敞开大门，考虑到广东试点经验和相关政策不完善等因素，如果不解决配套措施，“我认为外资医院不一定愿意来”。

适应中国文化接受办医先进理念

廖新波说，除了政策层面因素，影响外资办医的因素还包括价值观等差异。部分外资医院试图引入香港以及国外的管理理念，引入尊重生命的医院管理价值观，促进中国医生价值的提升，实现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回归，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种尝试事实上并没有成功。

国人缺少购买服务的概念。从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来说，中国的观念与国外差距较大，国人基本不承认服务是要购买的。比如，人们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就医，认可每次门诊100多元的打包收费，却不认可这个费用大部分是医生的酬劳。在国人眼里，看病就医的人力成本基本没有，医生服务、护士服务、药事服务，甚至医院的优质服务等几乎不花钱，药品费用和检查费用几乎是看病费用全部。国人到外资医院看病，如果医生没开药或只开一点药，而收费远高于公立医院的时候，他们心理上会接受不了的。由于观念不同，造成到外资医院就医的人数减少，这对于一个自负盈亏的营利性机构而言是致命伤。